“人才引领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湖北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人才引领驱动”。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核心支撑在人才，关键是要坚持人才引领驱动，走出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的发展道路。
近年来，从出台人才发展激励“十六条”，到支持湖北实验室开展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再到首次在全省范围开展“人才服务月”活动……一项项有力举措，正将“惟楚有才”的美誉转化为“人才兴鄂”的现实生产力，“湖北造就人才、人才成就事业”的发展生态已然形成。
踏上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湖北坚持人才引领驱动，以人才“智高点”抢占发展“制高点”，拉开了以人才之能助力先行区建设的行动大幕。
坚持以用为本，建立以人才核心支撑的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优势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
积极创建武汉国家级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依托在鄂全国重点实验室、湖北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高能级创新载体，组织广大科技人才开展“尖刀”技术攻关，涌现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人才引领产业，产业集聚人才，产才融合发展，是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由之路。
荆门高新区通过引进锂电行业巨头湖北亿纬动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金成博士、循环经济龙头企业格林美公司董事长许开华教授投资兴业，带动新宙邦、恩捷股份、科达利等产业链细分领域项目集群落户，形成化工循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3条千亿级产业链。目前，荆门高新区人才总量已近7万人，柔性引进两院“院士”2人，入选国家级和省级重点人才计划专家10人。
推进人才发展一体化，赋能区域协调发展
去年12月底，“武汉都市圈”“襄阳都市圈”“宜荆荆都市圈”人才发展联盟相继揭牌运行，以人才一体化示范引领区域协调发展一体化，增强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鄂州与武汉5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组建产业技术研究院3家，创建省级科技创新平台28家，引进专家教授612名。黄石联合武汉高校组建12家主导产业技术研究院，集聚科技领军人才和核心专家78名。黄冈与武汉60余所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转化科技成果194项……
湖北隆中实验室与湖北应急产业技术研究院（随州）、湖北华阳汽车变速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十堰）签订人才发展合作协议，致力促进人才资源共建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宜昌、荆州、荆门、恩施积极谋划绘制《宜荆荆恩千亿产业人才地图》，引导人才向区域内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集聚。
完善人才战略布局，把建设战略人才力量作为重中之重来抓
战略人才力量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我省制定《关于支持战略科技人才后备力量的若干措施》，从量身定制搭建科研和学术交流平台、周期内给予每人500万元经费支持、提供礼遇和绿色通道服务等10个方面，给予战略科技后备人才“见苗浇水、精准滴灌”式支持。
优化实施省科技创新战略团队项目，将解决“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作为项目遴选重要条件，重点面向光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材料、生物健康等领域，遴选79个科技创新团队，其中35个涉及技术攻关，474名科技人才参与其中。
持续实施省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在首批遴选135人的基础上，首次采取“评审制+举荐制”方式，择优选拔第二批110名青年人才，两批次全周期支持资金达1.3亿元。加强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我省获批12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立项数居全国第4。
制定出台《关于加强卓越工程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试行）》，成为该领域全国第一份省级层面出台的综合性文件。对标全省重大产业布局，推动建设卓越工程师校企“1+1”实践实训基地。组建省制造业工程师协会，开展全球光电子信息卓越工程师大赛，吸引海内外优秀工程技术人才来鄂创新创业。
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技工院校在校生突破10万人，社会事业人才总量突破6.5万人，全省人才队伍规模、结构、层次进一步优化。
放权松绑减负，让人才各尽其用、各展其才
近年来，我省聚焦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纵深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人才创新创造活力进一步迸发。
——加快放权，向用人主体真授权、授到位。去年，长飞光纤、华工科技、高德红外、人福医药、华中数控、盛隆电气、国创高科等7家高新技术企业获授高级职称评审权。
——减少“繁文缛节”，让人才有更多自主支配权。出台“松绑财政科研经费20条”，试行科研经费“包干制”、行政助理、经费审计师等制度，赋予重点用人单位和战略科技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
——强化激励，让人才有更多获得感。在湖北自贸区试行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税奖补政策；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人才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收入分配形式；武汉市经开区发布 “人才政策黄金十条”：对战略科技人才，给予最高1亿元资金资助……
——合理评价，催发人才创新激情。深入推进国家科技成果评价改革试点，承接开展国家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着力破解科技成果评价、科技人才评价难题；制定特殊人才举荐认定办法，展示湖北“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开放姿态；在全国率先推行人才动态评价“注册制”“积分制”，构建多元化人才评价制度。
办好人才“关键小事”，塑造以诚待才的人才发展生态
我省从优化人才环境、提供便利化服务等方面着手，涵养“近悦远来”的人才发展生态——
去年，首次在全省范围内集中组织“人才服务月”活动，开展政策宣讲活动1368场次，直接受益97万余人次，推出金融支持人才产品200余款，组织7000余名专家人才参加健康体检，协调解决3000余名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问题，筹集人才房源7.5万余套，发放人才房补超过2400万元，人才获得感、归属感进一步增强。
宜昌市健全以“实习求职免费住、就业3年免房租、购房帮忙付首付、购房贷款提额度、公积金还款无压力”为核心的人才低成本易居政策体系，并在全国首创推出在校大中专学生预缴住房储备金制度，受到广大人才热烈欢迎。
眼下，荆楚大地正在成为各方英才心生向往之地、价值实现之地。奋进建设先行区新征程，各类人才奋楫争先正当时。（李婷）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